2024年10月19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第十一届“闻天”论坛在院部小礼堂召开。本届论坛以“范式革命：新兴交叉学科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学”为主题，聚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新兴交叉学科研究的新趋势与新方法，及其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昌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同济大学、东方明珠云计算中心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进行了精彩的发言和深入的交流。
在开幕式和成果发布环节，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张雪魁研究员首先介绍了新闻研究所今年出版的5本专著和1本译著。随后，张雪魁研究员发布了“区域国别计算传播的媒体模型（Media Model）”和“数字公共领域微观结构的图模型（Graphical Model）”两个“人工智能社会科学”（AI for Social Science）研发成果。
张雪魁：成果发布
在“区域国别计算传播的媒体模型”中，研究团队开发了文章影响力评价推荐、影响力排名、涉华态度排名、涉华主题聚类、主题涉华态度、作者涉华报道影响力、作者对华态度评价等八个算法，以及“媒体文章影响力-对华态度坐标”“主题热度-对华态度坐标”与“涉华作者影响力-对华态度坐标”三大坐标系，以测算区域国别主流媒体涉华文章影响力并定级排序，精准识别各主流媒体最具影响力涉华报道及作者子群，对涉华主题报道情感进行趋势分析和跟踪评估等。这一媒体模型可用于计算国家、城市或跨国公司等各类实体的全球舆论脉动，绘制区域国别舆情地图，开展区域国别计算传播实验，同时为开展区域国别计算舆论学、区域国别计算传播学和全球信息地缘政治经济学提供支撑，为探索“人工智能社会科学”（AI for Social Science）提供数字基础设施。
在“数字公共领域微观结构的图模型”中，研究团队利用大数据技术完成了200多个案例研究，并总结出数字公共领域中的单核、双核、众核、嵌套等主要结构形态，同时还分析了流量经济和流量政治对数字公共领域的影响，及用户话语权崛起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些“图模型”刻画了数字公共领域的微观结构，构建了数字公共领域的经验基础，为应对数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治理挑战提供了经验和理论依据。研究团队认为，公共领域的微观基础重建意味着应当深入思考批判理论、舆论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前提，而基于流量变现的“流量经济人”和话语变现的“流量政治人”这一人学假设，或许可以为数字时代的新闻传播学提供一个新的逻辑前提。
在主旨演讲环节，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汪行福，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陈世华，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智能传播系主任、教授马晓悦，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研究员白麒钰，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云计算中心（研究院）常务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陆趣等专家学者做主旨演讲。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徐清泉主持主旨发言并作总结。
汪行福：数字时代与被围困的公共领域
近代政治哲学有两个思想源头：自然法理论把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建立在哲学家发现的人的天赋权利上，社会契约论把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建立在公共领域中人们的自由讨论所达成的共识上。公共领域与社会契约论有关。公共领域有两个核心规定性。第一，它指向一种公共理性的理想。按照康德的理解，公共理性是相对于私人理性而言的，它要求把他人的判断考虑在内，以他人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思考。公共理性是一种规范的理想，一种开放、包容和批判的态度，在此意义上，公共领域是公共舆论的理性化空间；第二，公共领域是现代世界出现的社会政治空间，它既包含着公共理性的诉求，也承受着经济环境和政治权力的压力。在此意义上，公共领域概念是一种社会历史空间。公共领域的变迁与现代性历史息息相关，现代性可分为三种阶段或形式：“受限制的自由现代性”、“组织化的现代性”和“多元主义现代性”，与之相联系，公共领域也有17-18世纪自由主义的精英公共领域、19-20世纪权力操纵的公共领域和20世纪末出现的矛盾纷呈的数字化公共领域。数字公共领域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其包容性与商谈性之间的冲突上。它既是一个广泛包容和参与的领域，也是分散、多元、混杂和充斥着非理性情绪的领域。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正在受到围剿，既受到认同的分裂和冲突的分化，也受到资本和权力的围剿。能否走出被围困的公共领域，攸关现代性的前途和命运。
陈世华：作为跨学科典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作为传播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跨学科的典范。其思想最初来源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所持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是传播政治政治经济学者从一而终的理论姿态；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直接启发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技术批判和社会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地继承了社会学传统和新闻传播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斯麦兹和席勒从经济学视角批判美国电子传播政策和电视内容开始，反对由市场力量决定传播资源的分配，质疑信息自由流通的神话，呼吁维护公共利益，提出受众商品论、媒介依附、文化帝国主义等概念，为国际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发展积极建言。跨学科的取向一直植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因之中。斯麦兹和席勒之后，围绕不同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繁衍出多个亚领域，如电影政治经济学、新闻/媒体政治经济学、信息政治经济学、互联网政治经济学、广告政治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种族研究的结合注重分析种族和传播的互相建构；女性主义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合看到了传媒背后的男权政治和金钱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的结合注重解释不同族群的传播现象和行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在争论和对话中走向融合。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路径，传播政治经济学亟需凝聚学术共同体，坚守核心属性，吸纳多元路径，拓展学术领域和研究视野，传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统，以批判性的立场、建构性的指向，揭示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共谋、文化与技术的合一，保持始终如一的初心和与时俱进的敏锐，开展创造性的研究，超越学术的参与，践行改造世界的理想。
马晓悦：生成式AI绘画中的人智沟通模式与修复策略
人工智能（AI）绘画代表了AI生成内容的一个新兴领域，然而关于用户对AI绘画与传统艺术形式的偏好和偏见的研究仍然有限。本研究旨在揭示在创作满意图像的过程中，画家与AI工具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动态。研究通过对52名志愿者进行自我报告，共收集312份报告，分析了用户在AI绘画相关沟通障碍中的沟通策略。调查的目的是揭示用户的体验、行为模式、心理动机和需求等。研究确定了AI绘画中三类主要沟通障碍，并提出了10种相应的修复策略。它建立了一个用户体验框架，涵盖了用户互动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动机。用户对AI绘画系统的看法显著影响了互动过程，当用户将系统视为“潜在助手”时，他们会持续使用有效策略来“训练”AI绘画系统。相反，当用户认为系统是“有缺陷的合作者”时，他们则会采用适应性期望策略。持续的修复失败可能导致用户将责任归咎于AI系统的局限性，最终导致互动的终止。本研究还探讨了用户互动体验的影响，包括用户背景和互动效率。通过建模用户的行为模式和潜在的心理认知，本研究增强了对用户心理和偏好的理解，这一理解可以用于提高人机沟通的效率。这些发现不仅为AI绘画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设计更有效的AI交互系统提供了实践指导，旨在改善用户体验和促进人机协作的效果。
白麒钰：交叉学科视角下的互联网恐慌情绪研究：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
近二十年来，非常规突发事件下情绪传播和信息扩散受到多个交叉学科领域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传播学、心理学和信息科学。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人类俨然进入了“媒介化时代”，互联网作为社会个体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对公众的风险感知、恐慌情绪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已有的相关理论成果主要适用于非网络环境下恐慌性信息的生成机理和传播规律上，重点集中在传播趋势、信源类型、舆情话题等社交内容。然而，对于互联网语境下社会个体恐惧情绪的生成机制，以及恐慌情境下信息传播机理和社会治理关键要素等基础科学与应用问题鲜有涉及。该问题涉及传播学、心理学、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科学、复杂网络科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属于典型的多学科交叉领域共性难题。本研究提出融合理论分析、心理学实验法、系统动力学、复杂网络建模等理论方法，就恐慌情绪产生的认知机制和边界条件、恐慌情绪下个体自组织传播行为的关键特性、互联网中恐慌情绪社会治理干预准则与关键要素等核心共性科学问题开展理论、实证与仿真研究。
陆趣：人工智能和AIGC在媒体领域的应用——以上海台为例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和AIGC正为媒体领域带来深刻变革。上海广播电视台于2023年成立生成式人工智能实验室，并发布了Scube媒体专业的AI工具平台。本次演讲主要以上海台为例，分享人工智能技术在内容生产中的具体落地应用场景以及对未来的思考。在新闻内容的创制方面，人工智能可快速收集各类新闻线索和数据，为记者提供丰富的素材。大语言模型则能辅助生成新闻稿件的框架和部分内容，提高创作效率。同时，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稿件进行润色和优化，确保新闻的准确性和可读性。此外，还可使用TTS配音、数字主播、自动视频剪辑等，提升整体采编的效率。在媒资内容的编目和检索方面，实现了AI自动对媒资内容进行分类、标注和编目，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通过多模态检索技术，让用户能够通过语义和描述，在海量的音视频内容中快速准确地找到所需的媒资内容。在内容的分发和大数据推荐方面，利用大数据分析观众的兴趣爱好和行为偏好，通过AI算法精准地进行内容分发，将合适的新闻推送给目标受众。同时，不断优化推荐算法，提高推荐的准确性和个性化程度，增强观众的粘性和满意度。此外，还在积极探索全AIGC生成式内容的应用场景等，并对未来的发展进行思考和探讨。
徐清泉：主旨演讲评议
感谢五位嘉宾的精彩演讲。汪行福教授聚焦数字公共领域，指出其历经自由主义、组织化、数字化三阶段，此划分颇具启发性。目前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发展走向虽受众多学者探讨，却尚无定论。且公共领域属性与互联网特性存在先天矛盾，汪教授所提数字化是否会折损公共领域价值，如引发新极权主义风险等，值得深入思忖，还有数字化时代个人与私人领域边界保护问题，亦是深刻哲学命题待进一步探讨。陈世华院长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展开跨地域跨国界的全景式分析，明晰其来龙去脉、学术版图等，极具价值。新闻传播学曾被视为浅显学科，因而自那时起学者们便努力学习西方研究方法并开展原创工作。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互联网兴起后成热门方向，其跨学科属性致使难以界定所属学科，我们所的研究团队也在相关领域推进，日后可与陈院长加强交流合作。马晓悦教授触及高科技参与绘画、音乐创作这一争议话题，其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参与艺术创作乃大势所趋。她探讨了在AR与人创作沟通中如何破解机器学习障碍，这在人工智能参与艺术日渐普及的情况下对艺术圈影响深远，人与算法磨合等问题值得探讨。白麒钰老师从交叉学科视角剖析社会恐慌心态与情绪。互联网时代社会恐慌情绪更易产生，如上海水务局消息被过度解读致商超抢购一事便可见一斑。白老师通过多学科交叉、量化实验建模等手段揭示社会文化信息的产业机遇，对预防治理社会不良情绪、引导舆情颇具启发意义。
“青年论坛”环节围绕“社会科学研究的数智转型”“学科与方法融合中的国际传播”“数字平台革命中的制度与治理”三个主题开展。香港浸会大学计算传播学博士史轩宇，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青年学术研究交流中心主任、副研究员叶成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新闻系讲师乔睿，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统计系博士王祉静，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陈志聪，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祁，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孟筱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毛天婵，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青年学术研究交流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王震宇等10位专家学者分别作专题演讲和交叉评议。三个分论坛分别由新闻研究所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方师师，新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王蔚，青年学术研究交流中心主任、副研究员万旋傲主持。
史轩宇：大语言模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从必要性到有效性的范式突破
随着大语言模型的迅速发展，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潜力引起了广泛关注。受制于数据和算力的限制，多年来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通过统计检验实现关联和因果分析，在处理复杂社会现象和大规模数据方面力有不逮。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工具。本文首先梳理了大语言模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阐述了通过大语言模型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科学原理和当代路径，并对大语言模型在社会科学中的角色进行了再定义。在此基础上，我们以必要性、标准性和有效性三个维度构建了分析框架，深入探讨大语言模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在必要性方面，我们强调了引入大语言模型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双重目标：一是更好地使用大语言模型，通过数据标注和模型优化，提升大语言模型的性能和适用性；二是更好地解释社会科学问题，将大语言模型作为数据集、模拟器，并利用大语言模型理解社会偏见等，从而深入揭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在有效性方面，我们提出了评估大语言模型生成数据质量的关键指标，包括海量性、持续性、敏感性、算法干扰性、漂移性/信度、完整性和代表性。通过这些指标，可以全面评估大语言模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有效性，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性。在标准性方面，我们强调了大语言模型应用的结构化程度和生成方式的重要性。规范的数据结构和生成方法，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可重复性和可靠性，确保大语言模型的应用符合科学研究的严谨性要求，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大语言模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术价值、治理价值和话语价值，阐述了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范式突破意义。我们认为，利用大语言模型推进社会科学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计算社会学，引领国际前沿的重要契机，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叶成城：大语言模型背景下的过程追踪和比较案例研究
最初计算机技术发现收益的是定量模型，在进入智能时代之后，大语言模型也开始赋能案例研究和过程追踪。本文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献的相关度的初步识别和一些常识性历史事件时间线的整理。其次是对于变量的描述以及可能产生的交互作用的猜测和判断。最后是将变量描述加入到时间线从而形成一个初步的过程追踪。但这种方式仍然存在局限性。一方面，研究者需要对史料和文献有非常精细的了解，从而避免虚假内容对文章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变量和机制需要预先设置，这也对理论和历史功底要求更高。因此技术赋能案例研究的结果可能是赋能熟练度高的专家而非降低比较案例研究的门槛。
乔睿：App 使用、需求满足与倦怠感对算法依赖的影响研究——兼论中介效应的建模方法比较
算法推荐技术已广泛嵌入各种移动应用程序，包括新闻应用、社交网络服务以及视频或短视频应用，引发了人们对潜在成瘾性的担忧。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将算法推荐APP的使用和满足感与算法依赖联系起来的模型，并引入倦怠感这一关键中介变量，来解释算法依赖形成的心理认知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算法推荐APP使用对算法依赖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正向影响；用户不同类型的需求满足都对算法依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倦怠感对依赖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在娱乐和自我表达两类需求满足与媒介依赖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但作用方向不同，其中娱乐需求满足与倦怠感的负向关系揭示了用户因娱乐沉溺、因倦怠逃离的困顿境地。从这项量化研究出发，结合近年来经管学界关于中介效应逐步回归法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争议，进一步对逐步回归法、Process宏、结构方程模型（SEM）等几种常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方法的特点与适用性展开讨论。
王祉静：数据驱动下的新闻传播：从获取到传播的范式转变
在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面临着新的影响与变革。在新闻获取与推荐方面，通过应用新闻推荐算法，可利用精准用户画像和合理内容推送引入多样性，打破信息茧房，促进新闻的平衡传播，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而后，区分筛选新闻时，基于大数据的模型可通过分析新闻文本特征、来源可靠性和传播模式提高假新闻识别准确率及可解释性问题。其三，新闻传播对生活的影响方面，新闻报道对公众预期和市场情绪的影响显著，间接影响相应指标。借用一个文本数据在经济预测中的案例，展示了统计学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实际应用，强调了交叉学科方法在解决当前新闻传播问题中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探索了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为新闻传播学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张畅：国际政治传播：时代演进与理论资源
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传播作为关键领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从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国际政治传播的历史演进、理论资源及其面临的挑战与未来研究方向。首先，演讲回顾了国际政治传播的三大发展阶段：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传统媒体宣传，到战后传播的“去宣传化”，再到当前以大数据和算法为基础的社交媒体“计算宣传”时代。这一发展历程揭示了技术进步对国际政治传播方式的重大影响，每个阶段的特点和技术手段都有显著差异。其次，演讲分析了国际政治传播研究中的主要理论范式，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这些理论不仅为理解国际政治传播现象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还揭示了不同理论在解释特定事件时的独特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际政治传播的新定义，强调国家和“国际（政治）信息人”在全球化政治信息流动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顾及全人类的共同福祉。最后，张畅强调在国际政治传播实践中实现“言行一致”的重要性，呼吁通过对话与沟通促进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加强沟通与合作是解决问题、实现共赢的关键。
此次演讲展示了国际政治传播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强调了跨学科方法在解决当前国际政治传播问题中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探索了国际政治传播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为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陈志聪：数字人文视角下主流媒体中的外国形象及其变迁——以《人民日报》(1950-2019) 为例
本文以《人民日报》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主流媒体中外国形象的呈现方式及其变化趋势。基于词嵌入技术，本文构建了1950年至2019年期间的70年面板数据，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在《人民日报》中的形象建构及其演变过程。研究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形象在媒体中的整体呈现趋于正面，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多国建交后，《人民日报》对西方国家的报导逐步趋向友好。回归分析显示，国家之国民收入水平、军事化程度与军队规模，与《人民日报》对该国的形象呈现显著相关。其中，经济因素对外国形象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展现出显著变化。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本文通过分析《人民日报》中外国形象的媒体呈现与变迁，为如何更好地加强国际传播策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新的见解与反思。在方法论层面，本文探索了一种基于词嵌入技术分析大规模历时性文本的新路径，为数字人文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孙祁：涉外法治斗争的攻防策略反思与应对——先立后破与大破大立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发酵，冷战思维回潮、零和博弈抬头明显，“国家安全”议题成为牵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调整演变的重要变量，霸权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恣意实施法律战的倾向日益明显。当前，中国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新发展阶段，来自外部环境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被迫卷入法律战风险加大，在此背景下如何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有效破解法律战,成为中国涉外发展建设中亟待回应的问题。本文以涉外法治斗争路径为主线，以科学的战术设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攻防之维，在避免陷入单边主义的同时，有理、有利、有节地构筑应对法律战攻击的防线。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有关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中兼具“法治性”“涉外性”“国际性”“斗争性”的时代体现，是“以我为主”“攻防互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其丰富的内涵为我国破局他国遏华“法律战”，争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主导权以及道义话语权、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提供法治攻防策略。面对当前充满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国际局势，面对美国大选后新一届美国政府可能强化对华遏制打压，对外法治斗争工作即重要又迫切。在应对法律战、参与对外法律斗争时，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一方面需坚持问题导向，加速构建和完善制裁预警机制，对美西方现有制裁法律框架进行把握，提升我国法规适应度；另一方面，坚持目标引领，建立海外利益保护和制裁反制机制，兼顾政治、经济、文化安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反制战略布局。
孟筱筱：平台隐私研究的既有框架与双本位转向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隐私已成为新型生产要素，逐渐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及社会服务管理的各个环节，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个人信息隐私研究主要依据欧美的观点，强调保护个人尊严和自由，逐渐形成了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控制范式。这种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个人隐私权利，但却忽视了个人信息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导致隐私保护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本讨论将聚焦日常平台使用实践中的隐私、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隐私，以及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应用中涉及的预测性隐私问题。通过这三个领域的具体案例分析，旨在探索在确保隐私权保护的同时，如何更有效地服务于公共利益。此外，将评估现行隐私保护措施的实施效果，以及这些措施对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与社会预期的适应性。通过系统探讨个人信息隐私的既有研究框架及双本位转向，以期形成一个更全面、更有效的隐私政策框架，促进全球隐私保护理念的发展与更新。
毛天婵：交叉学科视野下的平台研究：理论、范式与实践
平台研究崛起成为传播学的新热区，业已历经了五六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以BAT为代表的平台公司不仅成为了传播学研究的新对象、传播行为发生的新场景，更延展出了崭新的传播学研究范式。平台时代，究竟和互联网时代有哪些本质的不同？我国的平台社会具有哪些独特的模式与表征？与经济学、管理学相比，传播学的研究视角对平台研究有何独特立场、有何崭新助益？
本次演讲以上述问题为核心出发点，具体将通过演讲人近年来关于中国互联网平台公司以及文化产业平台化的相关研究实例，讨论交叉学科视野下，平台研究形成了哪些理论共识、拥有哪些理论盲点。平台研究形成了怎样的方法范式，尤其是以平台为对象和以平台为方法究竟形成了哪些不同。中国式的平台化实践塑造了哪些独特特征，以中国平台为田野，具有形成了哪些特有模式这三个议题层次。以此对交叉学科视野下，传播学领域的平台研究作出总结和展望。
王震宇：数字制度多样性的生成逻辑：基于平台治理的比较研究
随着大国间地缘政治关系的持续紧张，对于全球数字生态“巴尔干化”的担忧不断增长，尤其是针对中美欧所形成的三种截然不同的数字制度体系。但是，本文认为，这种模式差异不应被视为是国家竞争所导致的差异化或碎片化，而更应该被理解为是在共同机制作用下的数字制度多样性的形成。为了解释数字制度多样性的生成逻辑，需要审视技术变迁与制度生成之间的因果路径。由于现有研究缺乏一个基于比较研究的过程理论，来解释相同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数字转型如何产生出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竞争的制度观念的。本文旨在提出一个数字制度多样性形成的过程理论，解释全球的数字转型具体以何种方式催生出新的制度模式，以此说明在全球技术与商业模式趋同的。同时，制度的多样性是如何形成的。为此，本研究提出“数字转型的政治调适”理论，对中美在2010~2020 年期间平台治理制度的演化历程进行理论检验导向的过程追踪，解释数字转型在中美两国如何通过系统融合催生出新的制度观念、又如何通过阶序触发形成具有国别特点的制度体系。研究表明，中美在相同技术进步和相似竞争压力下不同的治理回应，反映出了数字转型时期制度演化的多样可能性，体现了围绕平台治理所进行的制度建设，构成了国家相互竞争的重要场域。
在论坛闭幕式上，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戴丽娜对与会专家精彩的学术分享表示感谢，对参加过闻天论坛的新老朋友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近年来，新闻研究所精心打造了包括闻天论坛、闻天大讲堂、闻天读书会、闻天公众号、闻天新知普及、闻天视频号在内的“闻天”系列品牌，以形成涵盖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知识交流与学术传播平台。本次闻天论坛创新探索短视频传播形式，于闻天视频号发布论坛精彩演讲片段，更多论坛内容及前沿资讯可关注闻天微信公众号与视频号。